10年前，一部散文集《皮囊》称得上“横空出世”，让来自福建沿海小镇的蔡崇达进入文学的视野。后来，长篇小说《命运》和小说集《草民》陆续出版，与《皮囊》合称为“故乡三部曲”。蔡崇达与东石镇，为文学地图贡献了独特的角落。
据说，现在泉州市东石镇的吉祥物就是一只黑狗，名叫“黑狗达”，出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包括公交站亭。蔡崇达笔下的主人公在故乡有了具象的投射，当他再度动笔，写的还是故乡，这一次，不是人，是动物。
2024年岁末出版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讲述了在外婆离世后的孤单日子里，童年的“黑狗达”遇到了人生中最开始的好朋友：鸭子小白、母鸡阿花、花猫黑咪、兔子佐罗、鸽子米点、小狗阿黄。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蔡崇达说，他之所以想讲出这些故事，是因为它们当时就让他明白，后来也时时提醒着他：“这世间总有某部分是在意着我的，这世界总有些部分是试图陪伴我、和我交朋友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故乡三部曲”都是围绕你的故乡东石镇，《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也是写童年。童年和故乡作为你写作的起点，你觉得可以走到多远？
蔡崇达：说实话，如果要走，可以走一辈子，很多作家一辈子就在写他的故乡。但我在写《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写故乡，而是在真正理解儿童文学的本质之后，我想要创作一部作品——儿童文学要呈现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底层逻辑和基本模型。
我在这本书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其实和所有动物、植物我们都可以交朋友。知道这一点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世界有太多朋友可以交了。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你们会以为，这世界可太孤单了。”这句话，其实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天人合一”，人和万物是共呼吸的。
在开始要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孩子需要有儿童文学来讲述我们这个民族积淀下来的思考。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到多少知识，而是要有底层逻辑来告诉他们人生在世，立足的根基是什么，然后陪伴他长出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个基本模型，我只有回到童年、回到故乡，才能搭建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皮囊》中的“阿太”说：“既然要死了，就不要让肉体再折磨灵魂。”这是原话，还是经过加工的？有读者提出疑问，肉体、灵魂这些词很有“文化”，似乎不像农村老太太的口语表达。
蔡崇达：我再跟你说一个词，闽南的老人经常说，要不要去城隍庙“听香”。意思就是，如果你的人生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可以去城隍庙坐着，听那些举着香“拜拜”的人讲心事，这些人和神明的对话，或许能帮你看到更多人世间的模样，让你豁然开朗。
“听香”这个词，我也可能写进我今后的小说里。知识和文化，不是一个系统，有“文化”的不是“阿太”，而是泉州。老太太们的日常唠叨，你细抠，会觉得好有文化，因为她们是在有文化积淀的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人。
在泉州，我们大家常常说一句话“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住着最世俗化的神明，而它的世俗又有很深的精神积淀。我小时候刚懂事，就知道“忠孝义悌”，因为祠堂里就写着；我们也会不断探讨生命和死亡，因为有族谱，要纪念每一个祖宗的生日祭和忌日祭，自然也就谈到灵魂。所以，如果春节回老家，和村里的老人聊聊天，他们很可能突然冒出一句话，把你狠狠地触动。
中青报·中青网：《皮囊》中让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情节，是母亲一直执着地建房子。现在这栋房子被改造成一个图书馆，你的母亲是什么态度？
蔡崇达：我的母亲对房子有一种奇怪的执着，我也在猜想原因。在闽南语中，男人叫“da bau”，民间说法是古时候福建的男人靠打渔为生，因此被称为“打捕”；女人叫“za bau”，意思是编织，在我看来是编织某种精神秩序。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中，编织家庭精神秩序的大部分是女性。编织也是一种保护，用来安放家人，所以女性也许天然对有包裹感的建筑怀有亲切感。
父亲去世后，房子里到处都是他的痕迹，比如通向二楼的楼梯有一个抓手，是当时专门让偏瘫的父亲借力的，现在空在那儿。那一个个空着的地方就像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一直盯着母亲，我知道那有多难受。与其填补空洞、抹去痕迹，不如用一个更强大的故事去重新结构这栋房子，同时让年纪大了的母亲还感觉自己有用，所以想到了改成图书馆。
图书馆名叫“母亲的房子”，我的母亲是图书馆馆长。她现在可开心了，每天坐在那里，看到谁来了就招呼来看书。现在经常是老奶奶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们看书，老奶奶们聊天。《草民》中很多故事的来源，就是老人们在那儿聊的心事。还有外地游客把这儿当成旅游景点，她就很热情地跟大家讲我小时候的故事。
图书馆的书一部分是我买的，也有很多是出版社和作家捐赠的。我要讲一个事，就是书遗失了不少。我母亲早就发现一直在丢书，也看到有人把书带走，但是她劝我不要去提醒，她觉得“有人真的很喜欢这本书”。不过，我还是要呼吁下，最好还是不要带走书，因为有可能别人也需要它。
中青报·中青网：《皮囊》发行超过500万册，你觉得“故乡三部曲”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读者？
蔡崇达：被称为“故乡三部曲”，但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写故乡，我只是在陪伴每个人回望他的来处。当下是一个剧烈震荡的时代，我们对未来是困惑的，但每个人都有来处，来处是一个人永恒的支点。把根扎到自己的来处，扎得越深，才越有力量生长出来枝丫，伸向远方。
我的写作母题其实是人心。人心总是在震荡，人心也总有晦暗不明。当我们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就会变得孤单、迷茫，而文学就是要通过种种方式，去抵达那些灵魂没有被照亮的地方，以此为凭搭建一个安放处。我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起伏，付诸文字，很多人也有类似的需求，就能借由你的安放来安放，借由你的回望来回望。
我得和你说个真相，《皮囊》最开始差点被出版方退稿，因为对照任何一本畅销书的标准，它都不符合。但是出版之后，也没什么宣传，就靠“人传人”，第一年卖40多万册，第二年50多万册，第三年、第四年更多……我相信总有人与你有着同样的触动，书的畅销只是一个印证。如果我抱着写畅销书的心态去写作，可能永远不知道怎么触达人心共通的柔软的部分、渴求的部分。
蔡崇达：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就想当作家。那个年纪的孩子，突然滋长出很多情感欲望，我不认识它，我也不知道怎么与之相处，而且羞于或者没有能力表达。于是我就拼命读书，因为读书让我看到，原来有人和我处于同样的困境，把我说不出来的话都说出来了；而我孤苦无依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灵魂也在那里。文学太重要了。
蔡崇达：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买不起书。我一开始去书店蹭书看，赖在那儿，假装挑书，然后偷偷看。那时候相对收入来说，书是比较贵的，蹭书会把书翻旧，书店就特别不喜欢我，会赶我走。我就只好去隔壁镇蹭书。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新渠道。我们老家有一种小吃——蚝烙，卖蚝烙的人会去废品站收很多旧书报纸杂志，卖的时候撕一页当包装纸。我家边上几十米远就有一家——至今生意还非常好。他每次去废品站进完货，我就去他那儿淘书。别说，我淘到过《梦的解析》《时间简史》《麦田里的守望者》……所以，我童年的一大阅读阵地就是蚝烙摊。我现在回老家，还去他那儿吃蚝烙，我女儿也很喜欢。
蔡崇达：不会，不过这也导致我身体不好。我明明知道，晚上9点之后，如果我再写一小段话，一整个晚上可能就要失眠。但是一个人以写作为追求，当终于找到那句话的时候，难道不写吗？好多次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间想到那句话，两三点我都爬起来，写到四五点，发呆到天亮。我没固定的写作时间，我还是追随内心，反复去磕那些东西，一旦磕出一个点，我就赶紧去追它。
蔡崇达：睡觉，发呆。写作需要走进自我，走进自我在旁人看来，就是发呆。我经常一空下来，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了，因为我自己在琢磨，往我的内心深处走去。我也一定要通过走进自己的内心，去通往人心。
有时候走得太累，还是走不到内心，这时候我就会交给睡眠。人是有潜意识的，你的意识经过努力也到不了的地方，在睡眠中反而能抵达。所以我有时候半夜两三点突然想到那句话，就又爬起来。
我的书房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还有一个大沙发，写不动了我就去躺着。躺着也不是真睡觉，而是在半睡半醒之间，真的能找到灵感。
蔡崇达：现在我们家有一只查理王小猎犬，叫“奶茶”。最初养这只小狗，是因为我觉得，作为父母，我们总会先一步从女儿的生命中消失，我希望她第一次认识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陪在她身边，这是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应该养一只小狗，让她与小狗之间产生情感连接，然后面对告别。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和小动物交朋友，糟糕的一点，就是会早早地认识‘告别’”。
蔡崇达：小狗今年才3岁，我女儿慢慢的开始担心，因为意识到终要告别，她也变得格外珍惜。而我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现在担心的不止她，还有我。看着我们家“奶茶”，我总是哀伤地想，完了，它要是走了我又要难过死了。人经历再多次告别，依然无法习惯告别。
女儿还开始想办法，我发现和我在书里写到的、我小时候的办法很像。她说，爸爸，“奶茶”死了之后，会不会马上“投胎”到另外一只小狗身上，我们再把它抱回家好不好？你看，多有意思，相隔三四十年的两个孩子，面对告别时，都相信有“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