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公民日报》写内参的阅历‖金凤
记者除写揭穿报导,还有写“内参”(或“内部状况”)的使命。“内参”有时能起到比揭穿报导更好的作用。但写“内参”有必定危险,“内参”往往反映作业中的缺点和问题,简单开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频。“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而被打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头,中心在南宁举行会议,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过错,“离只要50米了!”各地雷厉风行,吹起“”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公民日报》吊销各省记者站,我到乡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查询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公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乡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值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会是上万亩土地均匀亩产3000斤呢?我表明置疑,立刻有人劝我:“当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毛遂自荐下乡查询。这年七八月间,冒着盛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知道。他见到我,奥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即将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边也通通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量他实践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分理解白的招摇撞骗吗?”马宝山不快乐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同,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优点?你是让人家观赏,让记者来摄影,替你宣扬吧。我告知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立刻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状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大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运的。”他这是好意维护我,他有充沛的经历。我说:“分明是招摇撞骗,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的浪潮,势不行挡。咱们不报导也就算了,说他招摇撞骗,有人会不快乐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音讯,乡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住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心地款待我,说全县正做预备,预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心、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员工(鲁山县只要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人),全年钢铁产值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县里安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甭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质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本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人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同的矿石,估量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人:“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答复:“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咱们咱们一同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量连200吨也炼不出来,况且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陈述,她期望我也写个“内参”,证明她的陈述。
我回县委款待所立刻写了个“内参”,寄给《公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后来传闻,毛主席以为高扬“右倾”,一气之下吊销了工业部。在此曾经,他已吊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心乡村部。我这“内参”估量命运欠安,说不定当了高扬“右倾”的“罪证”!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其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扬部长翟向东向我引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其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榜样,期望我能报导王佐民。
冒着7月盛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其时,正推进三军和全国公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知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力改造低产田而取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果。他组织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扬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日我国已很遍及,在20世纪60年代乡村,但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相片都是王佐民的作业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人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满是小伙子的“创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满是宣扬王佐民的。这么杰出地宣扬自己的劳模,我仍是第一次看到,难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咱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的确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意看一下,他不快乐地走了。我脱离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落落,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上一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答复: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方法了。我让老管帐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通通给我找来。老管帐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档社兼并而成,要从高档社查起,适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其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觉缺点了。本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值,竟超越1963年好几万斤!但是,1957年亩产只要300斤,1963年怎样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犁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犁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值少了,亩产却添加了一倍?这是不或许的!
我理解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犁地面积,添加单位面积产值的方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犁地4000多亩,他胆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犁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横竖,上级谁也不会核对大队总犁地面积,也不会核对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值,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独自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宅院,孤单单矗立在郊野间,有目共睹。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宅院,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傍边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款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装扮,乡村罕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付。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相同,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乡村妇女中也罕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煮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上班啦。”她笑容满面,满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助。”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但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快快当当抱着孩子出去了。我审察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度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度,本来还要气度。房子和围墙,全抹上赤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传闻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传闻,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忌,耐性劝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大娘我天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儿,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宅院,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日忙一天,晚上熬夜帮咱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咱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抓住时机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息,低声说:“传闻,传闻,他是挪用了上级给咱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迁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管帐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大娘见我声响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彰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举行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档社到上一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值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闪烁其词地说:“或许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档社犁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值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值只要110多万斤。除非,你们犁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犁地竟少了一半吗?”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穿王佐民采纳少报犁地面积,进步单位面积产值的虚伪方法,骗得亩产600斤(实践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管帐、出纳一人当,账目天然紊乱不胜,随意伪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河北省委。省委很注重,派出作业组,进驻西下营大队。状况比我反映的还严峻,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状况的社员,不让人家上班,一家人简直饿死。王佐民被免职,一同吊销劳模称谓,把房子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否则,他家吃什么呢?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端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心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心文革火上加油,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心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通通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心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出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局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毛遂自荐他爱人在《公民日报》群工部作业,他算《公民日报》家族,向我反映:“春耕时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出产没人管,地种不了,本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公民吃什么?”他忧心如焚地说。
他低声说:“咱们几个副职,包含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同商议,预备建立一个‘抓革新、促出产前方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出产。一同,公社、大队也建立‘抓革新、促出产前方指挥组’,出产便能够一抓到底。但是,咱们怕造反派说咱们反夺权。老王,你看怎样办?”
我和刚建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赞同了。立刻解放一批副职干部,建立了全县“抓革新、促出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新、促出产小组”。怀柔的春耕出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出产有序地展开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快乐。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心。周总理看到了,十分快乐,立刻送毛主席。:“《公民日报》当即见报。”
第二天,《公民日报》一版头条,宣布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建立‘抓革新、促出产前方指挥部’,春耕出产顺顺利利地进行”的音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雷厉风行,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繁建立工、农、商业的“抓革新、促出产前方指挥部”,工农商业出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溃散的局势。
全国干部、大众都快乐,掌管经济作业的周总理更快乐。专心搞乱全国、试图乱中夺权的大不快乐了,责备总理“用出产压革新”。她清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公民日报》的音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公民日报》发。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逐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声势赫赫、“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愤慨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粗心是“‘’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阔工人包含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心文革”命令,禁绝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举行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身世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宣布在《公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扬处长来看我,请我参与空四军举行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其时,这样的会许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思维占据天空。”
答复是:“咱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翔(即指挥飞翔和飞翔员答复时,有必要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其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公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现已耽误时刻,假如指挥飞翔,指挥员和飞翔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翔术语,飞机飞翔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翔员反响不过来,非出飞翔事端不行,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心里十分恶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揭穿对立。只派了一名年青记者去参与会议,也没写什么报导。
1968年1月,军委空军举行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公民日报》记者参与。说参与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气愤。我知道其时有句话:“全国公民学,学空军”。其实,空军一向“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件铝乃至黄金、白银制造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乃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底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不由得,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心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翔,弄不好将呈现重大事端;空军动用很多国防器件制造纪念章,不合节俭建军准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其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陈述。在中心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遭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间谍”,王金凤也是“中统”间谍。她提出,要把金凤押解秦城监狱。爱戴的周总理维护了我,说“先检查检查吧”。所以,由陈伯达命令:“当即对王金凤监护检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同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仍是在周总理亲热关心下,把我放回《公民日报》社恢复作业。
坐牢五年,关在独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遭到严峻糟蹋。更严酷的是,吴法宪命令,逼迫我的老公赵宝桐(全国空军英豪)和我当即离婚,又逼赵宝桐从头成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从头成婚,就是“对王金凤有梦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或许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定颠沛流离。无法,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成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对家破人散的凄惨局势。我不甘心屈从,赵宝桐也不肯屈从。咱们齐心协力,通过三年半艰苦杂乱的奋斗。1976年10月,“”倒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赵宝桐勇敢坚强,冷静机敏,坚决决断,创下个人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发明了志愿军飞翔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支付整整八年时刻。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公民支付沉重价值,知识分子、干部受虐待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间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幸运了。
金凤 王金凤,又叫金凤,原名蒋励君,1928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新我国建立前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北平清华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屡次参与爱国,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党员。1947年入党,1948年去解放区,分配到公民日报当记者。她是新我国培育的第一代记者,是新我国新闻界第一批颁发高档记者职称和第一批享用政府补贴有杰出贡献的专家,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著作。出书有《友谊的花朵》《年代的眼睛》《在我国大地上》《前史的瞬间》《风起青萍末》《传》《巨人之初》等著作集,《传》曾获国家图书奖。
